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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成因理论研究

作者:双核期刊发表网; 更新时间:2018-04-18


      摘要:现代生态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是关系人类能否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危机,是关系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种类否能繁衍的危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各种理论学派纷纷开出治理危机的药方。恰如治病一样,找到病因才可能开出根治疾病的好药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兴学派之一,在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的基础之上,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使命,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片面观点,并围绕科学技术、控制自然的观念、异化消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主题展开探讨,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深刻剖析,提出了极富建设意义的生态危机成因理论,为探索人类社会走出生态困境的新思路奠定了基础。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成因理论同样存在不足,它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过分追求生态危机的单一性根源,其提出的应对之策难免顾此失彼而流于偏颇。为此,本文在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成因理论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并尝试立足于中国问题意识和当代语境,基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整合并完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成因理论,强调从整体角度出发构建现代化的生态治理体系,培育现代化的生态治理能力,引导科技、消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资本发挥积极作用,把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融入“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当中,为我国治理严峻的生态问题探索可行思路。本文共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导言,简要介绍选题缘由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及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由来,主要介绍现代生态危机的特点,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发展历程。
      第三部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主要介绍该流派不同学者分别从科学技术、异化消费、控制自然的观念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视角研究生态危机的成因。
      第四部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理论的意义和局限性。
      第五部分:中国语境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理论的启示。
      第六部分:结束语。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理论历史合力论
       

     目录导言.................................................................................................................................................7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7
      (二)研究现状综述.................................................................................................................8
      (三)分析思路、研究方法和力图创新之处......................................................................13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由来..............................................................................................14

(一)“生态危机论”的提出................................................................................................14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及发展.............................................................................15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成因分析........................................................................17
      (一)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非“原罪”性质..................................................................17
      (二)异化消费:孳生现代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根源......................................21
      (三)控制自然的观念:加剧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意识形态根源..............................24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体制、机制和行为模式根源..............28
      三、如何看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成因理论......................................................32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理论的积极意义............................................32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理论的局限性................................................34
      四、中国语境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理论的启示..........................................37
      (一)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37
      (二)现代生态危机成因应从“根源”分析走向“合力”分析....................................38

(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应对现阶段生态危机的出路....................38

结束语...............................................................................................................................................41
      导言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成因理论。之所以研究该问题,是因为人类自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科技飞速发展,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相继实现了现代化,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然而,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①。当人们沾沾自喜于自己取得所谓的伟大成就时,各种社会问题涌现而出。其中,最为严峻的问题是自然环境不断遭受破坏,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例如:全球“温室效应”、大气污染、水污染、森林减少、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目前,如何克服生态危机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难题。生态危机日益严峻,必须找到克服危机的办法,而要找到克服危机的办法,首先应找到导致危机的原因。究竟什么是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原因?对此,学界展开了深入研究和激烈讨论,从多视角多层次探讨导致危机真正的“根源”,形成了多种生态危机成因理论,并开出了相应的“药方”。其中,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资产阶级环保主义者,他们认为现代生态危机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付出的代价问题,环境的质量是可以用钱买到的商品,只要投资科学技术和环境治理,就能克服危机。二是“绿色运动”环保主义者,他们认为现代生态危机是人类以自身的尺度衡量一切,忽视了自然界其它生物拥有的权利,仅把自然界作为满足自身欲望的对象而野蛮征服所导致的,如果要克服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并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充分尊重自然界所有生物的生存权,把人类的伦理价值观推广到所有的生物圈甚至无机界,塑造以生态为中心的价值观。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控制自然的观念或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主张通过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来化解当前的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活力的新流派之一。他们在充分吸收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系统论、当代生态学以及未来学的理论成果,对生态危机的成因展开了深刻分析,形成了与“绿色运动”环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环保主义者截然不同的生态危机理论。并且随着环保运动不断推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成因理论影响力不断扩大,在现实环保运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系统研究其危机成因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pagebreak
      (二)研究现状综述1、关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性情况研究生态危机成因理论最有成效的学术流派,当属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该流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意识形态与现代生态危机的联系根源上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他们从不同视角重新解读自然观念,赋予自然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新内涵,以此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力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理想。其主要目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批判功能与现代生态危机成因理论分析相结合,寻找一条破解生态危机难题和人类自身发展困境的生态文明之路。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众多,有威廉·莱斯、本•阿格尔、戴维·佩珀、安德列·高兹、詹姆斯·奥康纳、福斯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TheEcologicalMarxim”)一词是本·阿格尔于1979年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大多数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萌发于20世纪60年代未期70年代初期,最终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学派形成的标志是《自然的控制》、《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满足的极限》、《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学术著作的出版。在国外,随后西方理论界越来越重视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目前有一系列关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作品和著作。其中,奥康纳所写的《自然的理由》就是代表作,他用“历史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自然”三个专题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马克主义的联系和生态社会主义等内容,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这一流派及其思想进行研究。并且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问题凸显,国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越加重视,“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团队,推出了一批理论成果,厘清了一些重要概念,取得了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共识"在“题名”状态下搜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博硕作品,共有88条结果。国内早期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之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介绍和评述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例如王瑾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评绿色运动引发的两种思潮》(1986)。近年来,从“生态社会主义”、危机“根源”等视角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了学界研究的热点。例如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郇庆治的《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0)、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2012)。主要研究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称谓和主要代表人物;二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间、标志和社会历史条件;三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四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五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和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展望;六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和发展前景①。一方面,国内学者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较为一致。吴海金、张慧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创立自身理论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不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有的论述,“对有着全球背景的生态危机问题作了取向社会主义的思考”②。曾文婷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紧密联系,尽管他们之间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差异,“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等问题上,两者的基本观点大体相同”③。但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的看法却不一致。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潮,均由西方绿色运动引发。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用生态学理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目的在于找到一条既能实现社会主义又能消除生态危机的道路;而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政治运动的行动纲领,是走出危机的具体理论设想。
      第二种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生态社会主义。王正平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表现,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形态。①
      第三种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②。如果没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2、关于对生态危机成因理论代表人物的研究情况关于现代生态危机成因,目前国内主要集中对法兰克福学派、威廉·莱斯、本•阿格尔、戴维·佩珀、安德列·高兹、詹姆斯·奥康纳、福斯特等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研究。尽管法兰克福学派不属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深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所以在此把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成因的论述文献综述如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说。法兰克福学派是最早关注现代生态危机的学派。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割裂,导致了现代生态危机。这一学派的开创者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技术源于近代启蒙运动,但启蒙运动只是用一种新神话取代旧神话,使人们过度崇拜科学技术这一新神,并在新神的指导下,把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大肆向自然索取,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弗洛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其他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也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批判。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李艳霞的《论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生成的缘由》,祖朝志的《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批判》,马广利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及其反思》等。二是威廉·莱斯的“控制自然”观念说。威廉·莱斯是马尔库塞的得意门生,其思想深受马尔库塞影响。他于1972年发表《自然的控制》一书,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入分析,并认为导致当今生态危机不是科学技术,而是“控制自然”观念。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王雨辰的《“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伦理意蕴——略论威廉·莱斯的科学技术一生态伦理价值观》,李庆均的《“控制自然”应解释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控制——读威康·莱斯伯然的控制》,解保军的《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一书析评》等。三是本•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说。本•阿格尔一直追捧莱斯的学说,并有《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著作,他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由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包庆德的《评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王格芳的《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探析》,冀术明的《论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借鉴意义》,李富君的《生态危机及其变革策略——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常宴会的《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向——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示》等。四是安德烈·高兹的“经济理性”说。安德烈·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奉行效率至上,最求利润最大化,致使“经济理性”盛行,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陈学明的《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李春娟,包庆德的《高兹的“生态政治哲学”理论述评》,汤建龙,张之沧的《安德瑞.高兹的“后马克思”技术观—资本主义技术和分工批判》等。五是戴维·佩珀的“利润挂帅”说。戴维·佩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追求利润,存在生产成本外化倾向,把危机不断转嫁到欠发达国家,导致了“生态帝国”的产生,使现代生态危机不断加剧。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张丽君的《佩拍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探析》,李旦的《绿色政治的红色渗透——试论戴维·佩拍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构建》,房红红的《戴维·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对中国的启示研究》等。六是詹姆斯·奥康纳的“二重矛盾”说。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第一重矛盾,而且还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
      第二重矛盾。
      第二重矛盾是由于资本主义追求无限增长的经济目标而扩大生产,可自然条件又无法自我扩张,所以导致了对自然环境的过度摧残,引发生态危机。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王雨辰的《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陈食霖的《生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王军的《詹姆斯·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述评》,陈永森、黄新建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出路——评奥康纳的“生态危机理论”》等。七是福斯特的“无限扩张”说。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限扩张的性质,其组织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致使其是反生态的,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来进行,最终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过程的“断裂”,引发生态危机。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王雨辰《福斯特5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建与生态政治哲学》、《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周怀红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变革——福斯特对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余锦龙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维度》,陈永森黄新建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出路——评奥康纳的“生态危机理论”》等。3、国内外关于生态危机成因研究存在的不足如上所述,关于现代生态危机的成因,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多种视角进行了追寻,并得出了不同答案。有的归结为科学技术,有的归结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的归结为消费异化,有的归结为资本的逐利性,有的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对此,国内学者一方面肯定他们的分析深刻透彻,抓住了问题某方面的要害,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另一方面,在多种“根源”分析说中,学者们很难取舍,迷失了判断,无法判别“谁”才是真正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出现此种情况,主要是国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存在不足。一是重个体研究,少整体研究。当前国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中某个代表人物进行研究,梳理代表人物的理论构架和理论内涵,阐述其理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欠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脉络的研究和把握,欠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区别和联系的探讨。二是重根源寻求,少系统分析。尽管目前学界对生态危机成因有从整体性发出进行研究,但是更多的学者是从“根源”的角度进行分析,例如从科学技术、人性、消费、文化、生产、制度、历史等方面探讨与现代生态危机的关系,力图在众多“根源”中找到真正的“根源”,并认为只要消除了真正的“根源”,就能彻底地解决现代生态危机。可社会是由一个庞杂的系统组成,其发展往往是多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很难辨别出谁才是真正的最终“根源”。三是重理论分析,少具体对策。学界多从理论到理论进行分析,局限于阐述理论内涵和梳理理论发展脉络,缺少根据实际情况,给出应对危机的具体对策。6pagebreak
      (三)分析思路、研究方法和力图创新之处1、分析思路首先,本文从阐述现代生态危机的概念入手,论述其在当今时代的特点以及危害;其次,理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绿色环保运动中的发展历程及理论特点;再则,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关于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并尝试对其利弊进行评述;最后,尝试用恩格斯历史“合力”的观点,整合各种“根源”论的分歧,阐述应对现代生态危机应着力于危机治理体系构建的主张。2、研究方法根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本文主要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文本与现实相联系、不同观点相互比较等研究方法,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置于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察,把生态危机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观念、消费和生产方式相联系,从中揭示生态危机的成因。3、力图创新之处当前无论是国外学术界,还是国内学术界,对生态危机的成因分析多从“根源”的角度出发,寻求导致生态危机最终的、唯一的因素,并围绕这一因素进行理论推理,设计走出危机的路径。而本文立足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阐述在历史中出现的社会现象都是由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现代生态危机也不例外。同时,用“合力”的思维来整合目前学界由“根源”思维所导致的分歧,阐述现代生态危机是历史“合力”所导致的观点,强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建才是走出危机的有效途径。这也许是本文一个小的创新点。7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由来(一)“生态危机论”的提出尽管环境问题自古以来时有发生,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环境问题多为地区性局部性问题,或者是由自然自身变迁引发的灾难问题。而本文要探讨的环境问题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出现的现代生态危机。现代“生态危机论”是20世纪中叶由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提出。其基本含义是:人类自进入工业化(1750年)时代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一方面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增强,生产活动范围逐渐延扩,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利用强大的科技力量不断扩大对各种自然资源攫取,持续排放废气、废水和废渣,导致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全面紧张,甚至整个人类生存遭到严重威胁。当前,在全球化高速发展21世纪,现代生态危机呈现出如下新特点。一方面,危机由以往的单一领域向多领域发展。在工业化初期,环境污染主要出现在大气或者水等某单一领域,而今随着工业化不断推进,环境污染呈现出由单一领域向多领域扩散的趋势,环境问题全面告急。例如,当前全世界出现森林植被减少、土地资源污染严重、水资源污染严重和大气污染严重等多种环境问题共存的局面。世界资源研究所和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①:全球森林的总面积已从1万年前的62亿多公顷减少到当前的28亿多公顷,且目前平均每年有1800万多公顷的森林正在消失;全球土壤污染严重,生态功能不断退化,且目前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大约2100万公顷,每年土地沙漠化大约600万公顷;全球水资源污染严重,目前全世界每年各种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造成大约5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受到严重污染,至今全球河流稳定流量的40%左右已受到污染;大气污染日益突出,目前每年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达到50多亿吨,使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不断上升,加剧全球“温室效应”;同时,向大气排放的氯化氟、二氧化硫、氧化氮等有害气体也在迅速增加,这些物质在大气中形成酸雨,导致土壤变酸、农作物死亡等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危机由以往的区域性危机向全球性危机演变。随着现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由发达国家逐渐推广至欠发达国家,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增强,各国的商品、资本和劳务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自由,世界生产总强度不断增大,经济总量不断增多,如此一来,由生产导致的环境问题逐渐由局部问题扩散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例如,众所周知的“温室效应”,由于工业生产大量使用化石能源,长期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致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造成全球“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种变暖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研究预测,在未来100年中,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再升高1.5-
      2.5摄氏度,届时高山和极地冰川将进一步融化,海平面不断上升,低海拔的城市和一些由珊瑚礁组成的岛屿国家将不复存在,可能有30%的人口将深受其害,大约有20%—30%的物种可能因极端气候灾害频发而灭亡,整个人类生存都将面临严峻挑战。①(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及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和平稳定时期,生产不断扩大,经济持续繁荣,可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越发严重,人们生活深受污染之害,致使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其次,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绿色环保运动”,并且影响力逐渐扩大至全球,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环保意识;最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促使一些西方学者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萌生阶段。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污染严重,许多民众的生活深受环境污染的影响,他们自发走向街头,进行抗议、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治理环境污染,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开始广泛关注并报道各种环境公害事件,一些环保先锋人士开始呼吁保护环境,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运动。这些绿色运动影响深远,致使许多国家的政治格局也因此而发生了改变,不仅一些政治活动家开始关注生态问题,组织成立以“生态”为牌子的绿党,使得生态运动从社会运动发展为政治运动,而且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现代生态危机问题,努力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成为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二是成形阶段。      20世纪8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生态危机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批判功能与现代生态危机结合起来,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生态危机的根源,构想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从生态运动中独立出来,与被称为“纯绿派”的生态原教旨主义相区别,被称为“红绿派”,其在生态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三是成熟阶段。      20世纪90代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加趋向成熟,一方面,它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要想从根本上走出生态危机,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用更加符合生态要求的新制度取代资本主义旧制度;另一方面,它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进行了批判,强调应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原则和生态原则相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模式,即生态社会主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克服了其早期片面反对工业化的生态浪漫主义倾向,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及方法分析生态危机问题,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成因,形成了具有“红绿”性质的生态危机理论。10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成因分析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生态系统的一种失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原本和谐的生命系统受外力干扰而变得无序①。面对生态系统失衡给人类造成的危害,学者们纷纷开始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自身的各种行为,试图从各个角度探寻造成生态系统失衡的原因,找到解决失衡的方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吸收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劳动是人与自然辨证统一的中介”等思想的基础上,把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起来,认为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共性和基石。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导致危机的根源最终都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当具体论述危机成因时,学者们由于各自理论关注的领域不同,而进行了重点不同的论述。概而言之,他们分别围绕科学技术、控制自然的观念、异化消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主题展开探讨,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一)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非“原罪”性质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范畴,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应用范围日渐广泛。人类通过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在取得极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使全球生态环境濒临灾难的边缘。以至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把科学技术作为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具有“原罪”的性质。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产生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度崇尚技术理性,致使人们使用科技的方式出了问题,进而导致了生态危机。在此,将对这两种关于科学技术性质的不同观点进行介绍。
      
      1.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异化说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他们最早关注生态危机问题,并对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近代以来,科学理性主义受到人们的过度崇拜,使得科技异化为压抑人、统治人的力量,“不但不是‘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①。而且这种异化从隐到显、由小到大不断加剧,加速了环境破坏,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认为科技异化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科学技术上升为意识形态,异化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卢卡奇最早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述。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书中指出,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者都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是在卢卡奇的启发下,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探索和论述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并非价值中立,而是作为发达工业社会一种新的控制形式,执行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他说:“政治意图己经渗透进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②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已经异化为一种统治工具,与政治制度一起销融人们的批判意识,压抑人们的需求解放,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使现存社会变成了由技术理性统治的“单向度的社会”。哈贝马斯也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者们对作为pagebreak
      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进行特殊的设计和应用,并把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实现其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如此一来,科学技术作为一种被社会广泛认同的形式,总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使人的不自由变得合理化,使社会的不公平变得合理化,最终塑造出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合理的极权社会”。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助长了资本对自然资源毫无节制地掠夺,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对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在技术理性受到极度崇拜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已由帮助人们摆脱自然奴役的力量异化为资本控制社会的工具,帮助资产阶级支配着整个社会,维持着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导致人与自然进一步分离。正如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像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③由此,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大规模不当运用,致使由高生产、高消费引起资源浪费、污染环境、生态失衡等现象凸显,使人与自然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总之,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本应该成为人摆脱自然奴役的工具,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已经异化为统治人的工具,是导致当今现代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科技非“原罪”说面对把科学技术作为导致生态危机真正根源的言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强调,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非常复杂,要弄清其间了来龙去脉,就必须对科学技术的性质及社会功能进行深入研究,不能撇开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单纯在操作层面上来论述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反对把学科技术作为超历史性因素加以非难。莱斯认为,科学与技术仅是人们控制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工具。科学和技术在控制自然中所涉及的范围不同,有的领域甚至相互矛盾。为了更好地论述科学技术与控制的关系,莱斯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相对分离进行研究。莱斯认为,科学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像艺术、宗教和哲学一样,以高度抽象的方式表示着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实际内容;而技术是科学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是融入在生产生活中的具体方法。莱斯激烈地批评了后现代主义马克斯·舍勒关于科学是“控制学”的观点。马克斯·舍勒认为,科学的本质就是一种关于控制知识的学科,因为科学贬低甚至忽视那些对于人控制外界没有用的东西,优先支持人发展那些对人类控制外界有利的东西,致使控制成为了科学的目的。莱斯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舍勒只是单纯地从操作层面来讲述科学对外界的控制,忽视了科学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联系,这样不仅无法揭示科学的真正本质,更无法找到“控制的正真的历史动因”。莱斯继续论述到,在现实社会中,尽管科学技术帮助人控制自然,但这仅是事件的表象,我们不能把“征兆当作为根源”,而应找到这表象背后更深刻的东西,那就是:科学技术充其量仅是人类控制自然这一伟大谋划的有力工具而已,真正导致人类毫无顾忌对自然进行掠夺的是人的观念,即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高兹则认为,科学技术深刻地反映现实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高兹强调,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生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应用于社会生产的科学技术也是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的。他进一步强调,根据技术本身的性质和应用产生的效应,可以把技术分为资本主义技术和社会主义技术。例如,核技术就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技术,它要求技术高度集中,13为资本家获得利润服务,是独裁主义政治选择的结果。核技术并未能够减少污染,反而是带来了核事故、核污染、核垃圾等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而风能、地热、太阳能等技术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技术,它们分散、规模小、安全、清洁、更人性化,不易被垄断,不会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所以高兹主张,技术并非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我们开展生态运动不是拒绝技术的发展,不是要求经济停止增长,而是要选择好技术,用好技术。他认为,生态运动其实就是一场正确选择和使用技术的运动,“为着不同的技术的斗争是为一个不同的社会的斗争的核心”①。奥康纳认为,技术具有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功能。在当今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们的整个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先进技术的介入,人们很难把技术从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中分离开来,整个社会环境受到技术的设计和定型选择的影响,反之,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也制约着技术的设计和定型。奥康纳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的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并非是以生态原则为导向,而是以生产的成本和产品的销售额为导向,这种导向致使其具有三大经济功能: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利润率,促进资本的积累;二是降低消耗原材料和燃料等的生产成本;三是开发新的消费品。这三大功能是与其政治、社会功能密不可分的。同时,资本主义消费技术为了维持资本的利润率,不断更新产品,刺激消费,扩大生产,导致消费主义盛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所以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技术还是消费技术,在应用中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样具有政治意义,人们开展生态环保运动,必须禁止对环境有害技术,发展符合生态要求的环保技术。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谈论科学技术时,并非把其作为一个孤立的因素进行分析和考量,而是与现实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制度相联系来考察,他们反对抽象、空洞地谈论科学技术的所谓“罪恶”,并明确指出现代生态危机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缺陷所导致的,而是科学技术错误的使用方式所导致的。笔者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正负两重社会效应,正如美国学者.维纳曾指出,科技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得当,它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造福人类;如果利用不当,它将最终发展为一种可以毁灭人类的东西。尽管高兹把技术分为资本主义技术和社会主义技术的做法有待商榷,但是他们主张不应孤立地看待科技,应结合其使用的社会环境加以考察的做法值得借鉴。这也让我们明白,不要简单地反对科学技术本身,不要片面谈论科学技术所谓的“原罪”,而要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使用制度,使科学技术的使用得到有效控制,使其正面社会效应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从而造福整个社会。
      (二)异化消费:孳生现代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根源“异化消费”是相对于理性消费而言的一种消费方式,最早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其中,以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消费”论最为著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人为地制造出无数“虚假的需要”,诱导人们进行本来不需要的消费。而这些“虚假的需要”就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①如此一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消费如同生产一样被异化了,偏离了其本应履行的功能,人们消费不再是享受的消费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在于享受消费本身。消费变成了自身的目的,为消费而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继承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批判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异化消费的表现、危害和克服的途径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特点鲜明的生态危机成因理论。1、异化消费的表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无孔不入,己经由劳动领域全面扩展到消费领域。就消费本身意义来说,是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需要,维持人自身的发展,满足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这也就是说消费应该是自主的、有意义的。可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背离了其原本应该具有的意义,不再是人们独立自主的选择,不再根据人们真正的需求出发,而是变成受操控的异化消费。异化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表现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资本主义社中,商家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一切宣传机器和广告进行宣传,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使人们相信不断消费是追求幸福生活的唯一手段。在各种广告的诱导下,人们迷失在更多、更好和更新的商品中,通过金钱尽情地消费一切,不考虑是否是自己的真实需要,不考虑由于消费这些商品对环境产生的危害,甚至购买商品根本就不是为了使用它们,仅仅是为了占有它们。二是消费成为维持资本主义存在“合法性”的控制工具。当代资本主义为了达到其统治目的,维持其存在的“合法性”,穷尽一切办法提供貌似丰富多样的物质消费生活,补偿人们在现实劳动中承受的挫折和痛苦,削减人们的政治革命意识和批判意识,消除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不公平、不公正的抗议。统治者正是通过对消费的有效控制和无形操纵,进而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有效控制,让人们依附并顺从于当前集中的官僚体制。2、异化消费的社会危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自身统治,延缓经济危机发生和蔓延,极力歪曲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错误地认为消费是人真正的满足,致使异化消费。他们认为异化消费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但最终归结是对生态环境和人自身两个方面的危害。一方面,异化消费加速了环境的破坏,导致了生态危机。阿格尔明确指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时,资产阶级采取多种措施干预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干预并未帮助资产阶级摆脱经济危机,而是导致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两大新的危机。阿格尔指出,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不断积累和发展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技术,不断消耗各种化石能源,生产出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于是出现了“过度生产”。生产和消费相互联系,没有消费就不可能组织再生产。生产和消费这种辩证的关系要求资本家必须利用大众传媒鼓吹消费主义文化的价值观,刺激社会大众的消费欲望,诱导大众产生自身原本不需要的“虚假需求”,从而导致了“过度消费”。另一方面,异化消费加速了人的全面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一种全面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必须服从于机械化的生产规则,履行庞大生产系统中一个“零件”功能,无法充分表达自己意志,无法在劳动中获得自由。这样的异化劳动使人们感到单调压抑,使人们承受着劳动的压迫和痛苦。资产阶级为了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麻痹和减轻人们在生产中承受的痛苦,利用各种广告鼓励和诱导人们到商品消费中寻找满足和幸福。消费被描画成为获取幸福的唯一方式。于是,消费主义在社会中极度受到崇拜,衡量人幸福的标准异化为消费物品的多少和拥有财富多少,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成了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最终使人们深深陷入“异化劳动—异化消费”的二元结构之中,从而加速了人的全面危机。163、异化消费的克服途径阿格尔认为现代生态危机是由异化消费造成的,如果要彻底地化解生态危机,就必须彻底地克服异化消费。那如何克服异化消费?对此,阿格尔提出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应对策略。阿格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初期,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商品大量过剩,一方面是失业、贫困和饥饿等现象严重,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工业繁荣时期,社会危机由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在这一新的危机中,社会变革模式主要是“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模式。“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分为四个紧密相连的过程:首先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来源于人们永无止境地获得商品的期望之中;其次是由于资本主义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而地球生态系统有限性无力支撑这种无限增长,势必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而生态环境破坏又必然引发社会商品供应的危机;再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早己习惯获得丰裕物质,并通过不断地进行物质消费来弥补在劳动中的压抑,但当商品供应危机来临时,人们获得丰裕物质的期望破灭,这将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什么是自己真正所需要的,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有能力持续满足人们期望,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继续具有合法性;最后是当获得丰裕物资期望破灭之后,人们逐渐反思以往自身许多陈腐的消费观念,进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①,树立新的合理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产生新的希望,使异化消费得以彻底克服。为了彻底地克服异化消费,消除生态危机,阿格尔不仅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样整体性的变革策略,而且从微观的角度论述了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核心的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策略。阿格尔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而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关键所在就是实施“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方式。所谓的“分散化”就是指在现代工业化的生产体系中,用小规模、分散性技术代替以往的大规模、集中性技术,用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取代高消耗高增长的经济模式,以此消除由现代庞大生产系统导致工人处于破碎化的状态,从源头上消除异化劳动。所谓“非官僚化”是指在现代工业化的生产体系中,用工人自我管理的方式取代以往集权官僚的管理方式,使工人能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和决策,施展自身的才华,成为劳动的自主决策者,享受劳动创造来带了快乐,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做真正的自己。这样,以往异化社会中形成的“劳动—闲暇”二元制的生活模式将被“劳动—闲暇”融合为一体的一元制生活模式取代,进而克服消费异化,消除生态危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笔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消费”表现和危害的论述,让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消费的操控,使消费偏离了其本来应履行职能,不仅加速了人对自然的破坏,更加速了人的全面危机,导致了人与自然全面对立。但对其认为人们只在“期望破灭”之后才被动树立新的消费观的看法不认同。其实,合理的消费观并非一定要等到“期望破灭”的绝境之后才去树立,应在人们意识到问题存在时就进行积极倡导。我们社会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当前西方国家和我国都存在一股积极倡导理性消费力量。同时,对他们主张用“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方式来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做法也不认同。“分散化”的生产不一定节能环保的生产,“非官僚化”的生产也不一定能给人带来劳动的快乐。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克服办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pagebreak
      (三)控制自然的观念:加剧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意识形态根源莱斯认为,环境问题只是生态危机问题表征,其根源并不在于经济发展或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人们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他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围绕控制自然观念的形成及演变历程、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逻辑联系、控制自然观念的社会影响及如何重新认识控制自然等问题展开了探讨。1、控制自然观念的形成及演变历程莱斯认为,如要揭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必须对其形成及演变历程进行深入研究。他研究了大量的“控制自然”的文献后,得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命题:非理性的技巧是在一种长期的错觉中被揭示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历史同时被理性和非理性的技巧所驱使,历史中许多看似透视着理性机巧的命题,其实已深深坠人非理性的罗网。对于控制自然观念形成的历史根源及演变历程,莱斯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在古代的神话、宗教以及文艺复兴时的巫术理论中,可以看到控制自然18观念的雏形。在古代神话故事中,许多人对自身使用的工具特别是金属工具既非常渴望又非常害怕,往往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这矛盾心理源自于人们在现实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体会到人自身的能力和独立性,培养了优越于自然的心态,可是又感到这些工具难以完全驾驭,它们好像是附有灵性的“恶魔”,需要用某些典礼仪式来安慰或者限制,使工具“人性化”。这种人类最初形成的对技术既渴望又害怕的体验一直延续至当代的文明社会,使工具一直笼罩着巫术的光环,助长着一种宿命论,让人们逐渐接受了自身创造的工具同时,又始终担心某天工具的邪恶力量爆发而无法控制。在古代统治世界的各种宗教中,许多都信奉自然界或者自然场所具有自主的“精神”,若要改变自然秩序,必须通过宗教仪式来慰藉自然的“精神”。但是犹太基督教却与这些古代宗教有所不同,它主张“精神”与自然是分离的,且从外部对自然进行统治。犹太基督教认为人是在地上所有事物中唯一具有精神的,因此在某些领域与上帝一样拥有对自然的优越性。《圣经·创世纪》明确指出,上帝创造了世界,这注定了上帝对整个宇宙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人是上帝宠儿,地球是上帝为了服务于人的目的而设计,这就注定了人对地球其它生物的拥有派生统治权。因此,“控制自然”、“人是地球的主人”等观念在犹太基督教中得以确立,并被后来的思想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控制自然的观念广泛传播到当时宇宙学、炼金术、占星术等巫术理论中。当时的哲学家呼吁重新认识人自身,认为人可以模仿并从事具有神性的工作,人和神可以具有同样的力量,鼓励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并以此获得财富和力量,让人们相信控制自然的目标和自我完善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控制自然的观念逐步发展成为现代世界意识形态的基础。二是弗兰西斯·培根对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培根指出,人类被上帝从伊甸园中逐出,失去了两种重要的东西:对创造物的统治和自身的清白。而宗教和科学进行着共同的努力来弥补这两种重要的东西,减轻伴随人的罪恶,部分地恢复人曾经拥有的东西。培根进一步指出,恢复人自身的清白必须依靠宗教和信仰,恢复人对创造物的统治必须依靠技艺和科学。正是通过这种区分,保证了科学技术的创造工作是“清白”的,依靠科技技术进步而控制自然的观念没有违背上帝的计划,相反是实现了上帝的旨意。正是在培根清晰地论述下,控制自然的观念牢固地树立在人们的心中。他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告诉人们知识可以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持物质的稳定发展,使人能更加柔顺和适度地统治自然。三是自17世纪以后,控制自然的观念进一步有了新的发展。莱斯指出,1719世纪的人们都迷信自然界埋藏着无价的“秘密”和无穷的“奇迹”,应使用新的方法对其进行“捕猎”,一旦成功,人就完全可以模仿造物主一样的操作行为。人们相信自然的奇迹是能够认识和操控,并按照神的旨意,发现这些秘密和奇迹可以提高人的尊严和地位。正是在这些信念的助推下,在当时还被称为“自然哲学”的科学逐渐从巫术、占星术和炼金术中分离出来,日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如同约瑟夫·哥兰维尔提出:新自然哲学的目标就是“认识自然,使其被控制、管理和运用来为人类社会服务”①。在当时的生产实践中,科学技术与控制自然的观念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控制自然的观念从原来宗教哲学的层面逐渐上升到科学主义的层面,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意义。科学控制自然的观念日益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对其做进一步的剖析。这就意味着,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变得僵化,人们把它当成一种无需证明的合理的社会意识加以接受。2、控制自然与控制人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成为当代人们的共识,这种共识让人们认为对自然的控制是理所当然和不容置疑的,而且这种控制观念使得对自然的控制与对人的控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所有自然之物作为满足自身欲望的材料加以理解和占有,并以隐蔽的形式使人无法意识到这种控制形式的存在。同时,莱斯通过阐述霍克海默的有关理论,进一步说明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如果主观理性要充分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控制,就不得不具备一个先决条件,这种先决条件就是人的理性要有它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说,人对内部自然的控制是对外部自然控制的先决条件。在对外部自然的控制中,主要表现为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对内部自然的控制中,主要表现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对自身本能和欲望的克制。如果要实现对外部自然的控制,那么首先要实现对自身本能和欲望的克制,而且这种对外部自然控制的欲望越强烈,则对自身本能的自我克制则要求更加自觉。正如莱斯所说:“由于陷入社会冲突,技术构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在一起的手段”。②①、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导致生态危机最深刻的根源莱斯深刻地批判了在生态危机问题上两种肤浅的错误观点。一种是以环保主义者为代表的宣扬环境问题根源在于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这一假神的顶礼膜拜导致了当今生态危机,马克斯·舍勒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之一。莱斯对此进行了批评。此文前部分已对此进行介绍,在此就不赘叙。另一种是官方机构通常持有的把环境问题仅仅看着是经济发展代价的问题,环境质量是种类众多商品中的一种,只要价格合适就能购买到。每当社会中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官方机构迅速控制舆论导向,并依据现在的言谈框架来确定污染问题的位置。同时,在官方的授意下,大公司迅速成立子公司,宣称尽快设计开发出清洁、无害的产品,进而安慰人心。对此,莱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能误导人们相信环境质量是可以购买到的一种商品,通过发展经济制造更多商品能够解决环境问题,是因为在官方的宣传下,塑造了有两种一直起作用的社会机制:一种是市场标准的普遍化,另一种是人们高度信仰工业技术革新能力。莱斯强调,把环境问题仅仅看着是经济发展代价的问题完全是一个“陷阱”,这样的思路误导人们把自然的一切都看着是满足人需要的纯粹对象,掩盖了真正导致环境问题的元凶。莱斯正是在批判了上述两种肤浅的错误观点基础上,明确指出:那种由千百万年形成并深深盘踞在人们心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要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最为关键就是要改变人们原来那些控制自然的观念。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演变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造成到当今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他强调,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既包含有积极进步性的因素,也包含有消极退步性的因素。可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往往只看到它进步性的一面,忽视了它退步性的一面,而且其进步性的一面日益减弱,退步性的一面不断加强。这是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自然主义的”范畴作为等级差别、社会组织、工作分配等的基础,权力和角色的分配必须符合“自然秩序”。这种以“自然秩序”为准则的观念是最终形式的意识形态,它在最大限度维持自然原本样子的同时,促进人们不断发展科学技术,认识未知领域。这使得控制自然观念的进步性一面得到不断发挥。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自然主义”行为模式赖以建立的基础受到了破坏,那些按照任何自然条件构建的角色、等级和职务的差别都认为是不合理的,那些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都被认为是合理正确的。在这样的价值信条指引21下,自然被纯粹看着人智慧征服和欲望满足的对象,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观念盛行起来,“发展”成为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生产机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了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莱斯还从人的需求角度进一步论述了控制自然观念的退步性效应。他指出,现代经济学建立在“人的需求永无满足”的假设理论之上,而且这一假设理论深深渗透到社会学、心理学当中,对人们那些最为重要的需求进行不断的控制和扭曲。社会在这种被扭曲的需求观念左右下,注定自然界变成人们追求满足永无止境欲望的场所,引发无穷的斗争和对抗。那些要求征服自然的人们本身也被自己内在的机制所控制和奴役,他们的世界观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基本原理:人类的首要目的就是在于建立对所有非人自然的控制,其中控制非人自然的前提是必须由人征服人自身的本性。于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就成为了控制这一过程的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人类也在这一看似宏伟的控制工程中,不断扭曲自身的需要,不断开发利用自然,使得自然的生态修复功能遭到极大威胁,自然资源受到极大地滥用和浪费,自然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导致人类的生存受到严峻挑战。笔者认为,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演变历程以及社会影响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生态危机在观念意识方面的原因,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莱斯主张对已经僵化的控制自然观念进行重新阐释,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他强调,“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或道德的发展,而不在于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也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①。这也就是说,控制自然的新含义应该是:人们应当进行理论反思,应当把“控制自然”理解为“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控制”。这种理解不再将技术的本质看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而能处理好外部自然与内部自然的微妙关系,建立以自然生态观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每个公民都能享有广泛的权力和责任,都能自主地培养自身的批判能力,以至于在“对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控制”中,实现控制自然的这一原始概念中所本来蕴涵的进步希望。pagebreak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体制、机制和行为模式根源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尽管这种生产方式曾经在历史中起到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这种方式把自然仅看成获取利润和征服掠夺的对象,不考虑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为了满足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追求,盲目地扩大生产,过度开发自然,最终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因此,他们认为导致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连,所以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剖析和批判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其中,以高兹的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和奥康纳的资本主义“双重危机”批判最具有代表性,影响最为广泛和深刻。1、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在新时期面临了新的危机,这种新危机在本质上而言就是生态危机,造成这种新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何为“经济理性”?高兹认为,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以效率为
      第一遵循原则,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的的现代化生产理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是根据人们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的,这就意味着生产因受需要的限制而遵循着“够了就行”的原则,而非“越多越好”的原则。因此,“经济理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并不适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承担生产任务的主体由以前的个人、家庭和小作坊逐渐变成了现代化大生产的的企业。这种由自然资源、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等要素构成统一整体的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能生存,使自己变成强者立于世界市场上,首先关注的并不是生产环境的改善,不是让工人能轻松愉快的工作,不是减少生产污染维持自然平衡,而是关注的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如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获得利润。人们也在这样的生产体系中学会了计算和核算,“经济理性”成为支配人们生产生活的行为理念。高兹进一步指出,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其组织的生产中普遍出现“成本外在化”的现象。这也就是说,企业在生产中造成的环境污染,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治理污染的全部费用,可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获得高额利润,想方设法把治理污染的费用转嫁给消费者和社会,使生产成本外在化。例如,企业把生产产生的废弃大量排入大气中,把废水排入江河中,把废渣堆砌在土壤中,使全社会共同遭受污染的伤害,让全社会来分摊治理污染的费用,甚至让后代了也深受其害。当然,有一种情况资本家也会关注环境,那就是当环境污染到不能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程度,严重影响其继续获得利润情况下,资本家才会投资治理污染。可是,治理污染的投资增加,必然导致了产品生产成本的增加;产品生产23成本增加,如果其销售价格不变,则导致产品的利润率下降。资本家为了获得原有利润,必然选择提高产品价格,这样资本家就把治理环境污染的代价无形地转嫁给了消费者。高兹还尖锐地指出,从国家层面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直接或间接掠夺方式,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例如,直接掠夺主要方式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本国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掠夺那里的劳动力、土地、干净的水、清洁的空气以及其它一切自然资源;间接掠夺主要方式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对技术和市场的垄断地位,制定不公平贸易规则,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的世界贸易体系,在这样的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发达国家,并根据发达国家的需求而组织生产,导致本国生态环境的破坏。2、资本主义“双重危机”批判奥康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两种矛盾,并且这两种矛盾分别导致了两种危机,既“双重危机”。其中,
      第一种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由于社会体制本身造成的“内在性障碍”,矛盾运动发展最终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并存的经济危机;
      第二种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生产条件被资本化所导致的“外在性障碍”,矛盾运动发展最终导致出现生态危机。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如何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奥康纳着重从三个方面对此展开了论述。一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遭到不断破坏,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追求无限增长为目标的自我扩张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资本具有不断地追求利润的本性,为了满足这一本性的需求,必须持续加强自身积累。而资本的积累是建立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对原材料的需求量也必然不断增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强,必然导致资源持续枯竭和环境不断恶化。同时,原料需求增多也意味着其在生产所需的不变资本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更大,从长期来看,这将从整体上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利润率,抑制资本积累增长。为了保持利润率,资本家便会更换设备、改进技术及扩大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想方设法开发新的自然资源,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必然造成新的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更严重的环境问题。由此可见,资本的积累过程就是对自然资源越来越多的消耗过程,也是导致自然界遭到越来越严重污染的过程。
      24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加速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奥康纳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并不会导致生态危机,而是它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造成的生态危机。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科学技术必须遵从资本“追求利润、不断增值”的逻辑。对此,奥康纳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在生产技术方面,由于受到获取利润动机的驱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选择和发展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对环境的影响为导向,而是以降低成本和增加销售额为导向。例如,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启了整个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由于大量燃烧化石燃料,造成了持续惊人的大气污染。可以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技术在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对自然环境带来了无穷灾难。在消费技术方面,商家通过大力发展广告、宣传、包装等方面技术,刺激人们消费欲望,引导人们进行越来越多的消费,以便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从而持续获得利润,这导致了消费和浪费的普遍化,加速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三是资本主义中不平衡、联合的发展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奥康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是以其不平衡、联合的发展为特征的。所谓的“不平衡”发展是指,“历史性生成的工业、农业、矿产业、银行、商业、消费业等各种产业以及政治结构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状况”①;所谓“联合的发展”是指,“那些‘发展了的’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与那些‘欠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之间的一种独特的结合一一社会经济或政治生活的新、旧形态的混合”②。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生态后果,不仅使已经工业化地区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土地和森林植物遭受严重的破坏,而且还会导致许多欠发达地区以超过自然所能承受极限的方式发展经济,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求得生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奥康纳还指出,有两种不同形式的联合发展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一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向全球扩张的进程中,许多不发达的国家逐步被席卷到这一体系中,这些不发达国家内部发展开始不平衡,于是内部人口由农村大量向城市迁移,不仅造成了工人劳动力廉价,工作条件差,工作待遇低,城市生活环境不断恶化,而且造成了农村地区劳动力缺乏,大量土地荒置,生态环境恶化。另一种是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大量向廉价劳动力多、原材料丰富和市场潜力大的落后国家输出,这些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不顾本国的生态环境承受能力,往往大量引进发达国家高耗能、高污染,甚至是被淘汰的生产工艺。这样,这种形式的联合发展使得在发达国家被禁止或者淘汰的高污染生产“出口”到了欠发达国家,生态危机也由区域性危机逐步发展为全球性危机。笔者认为,高兹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奉行的原则、目的入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而奥康纳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最终的后果入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尽管论述出发点不同,但最终都指向的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生态危机,并表明如要彻底地克服生态危机,必须彻底地改变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三、如何看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成因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之一,始终把如何认识和解决现代生态危机作为自身理论研究的重点。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从不同视角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危机成因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由于历史和学者自身的原因,这些理论不可避免存在着缺陷和不足,需要客观地甄别和对待。(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理论的积极意义
      1.帮助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现代生态危机的实质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最为归根到底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众多学者都出给了自己的回答,尽管他们观点不完全一致,分别从科技、消费、观念和生产方式等多角度对现代生态危机的原因进行分析,但是整体上呈现出多维度的理论视阈,帮助人们跳出以往单一根源的思维模式,更加全面地认识现代生态危机的实质。他们论述到:科学技术本身并非导致了生态危机根源,而是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的使用方式加剧生态危机,科学技术不具有“原罪”性质;控制自然的观念促人们把自然单纯看成满足自身利益的对象,促使人们不断谋划着征服自然的这一宏大工程,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也正是这种控制自然的观念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异化消费”的生活方式导致人们为了满足那些“虚假需求”而不断扩大生产,不断向自然索取资源,加速了自26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引发了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为了满足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追求,不考虑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把自然看成获取利润和征服掠夺的对象,最终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开发,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这些论述都不同程度地道出了现代生态的成因,使人们知道导致生态危机并非某单一的因素,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pagebreak
      
      2.为人们开展环境保护运动提供正确的导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正确看待科学技术在现代产生中的正负双重社会效应,通过构建新的理性和合理的社会制定,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彻底地消除人们的“虚假需求”,培养人们的理性消费观念,让人们知道消费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够了就行”,应追求消费商品的质量而非数量,人的最终价值实现不在于消费活动而在于生产活动;重新阐释控制自然的观念,把以前人们那种单纯的对自然的控制的思想转变为“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控制”,从根本上认清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变革以追求利润的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建立更加符合生态原则的社会生产方式。这些主张帮助人们进一步反思传统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人们在现实中开展环保运动提供了正确的导向,能更加有效地保护环境,找到解决生态危机正确途径。
      
      3.帮助人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遭到来自西方一些学者的怀疑和责难。他们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生态学的空场”,是反生态学的。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与生态学想对立,更不是导致生态问题的思想根源,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社会内部问题、社会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具有其它生态理论无法比拟的巨大潜在优势。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看法不尽相同,理论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总的来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探讨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的。”①阿格尔、奥康纳、福斯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关系进行阐述,发掘了马克思主义中长期被遮蔽的生态思想,澄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误读,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学的”、“存在生态学空场”无理非难,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克服生态危机的实际价值,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完善增添新的活力。而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挚诚一直不减,即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他们努力设想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主义,即生态社会主义,激发了人们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前景,帮助人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理论的局限性1、试图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把生态因素夸大为政治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生活于资本主义早期垄断取代自由竞争的时代,时代的局限性致使其错失了对消费领域的关注和研究。马克思认为社会危机只是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发生在生产领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最终将由经济危机引发;可事实上,资本主义并未像马克思设想那样出现崩溃的局面,而是于二战以后重新获得发展活力,展现出生机蓬勃的一面。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主张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角度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弊端,确实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问题和新变化,但是他们过分夸大生态因素在政治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把生态问题看成高于一切的问题,致使他们这种主张不符合社会现实。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科学总结的基础之上,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一些新情况,而否定经济危机理论的有效性。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并未过时,仍有强大解释力。生态危机不可能取代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的衍生物”①。
      
      2.注重生态危机成因单一性根源寻求,缺乏系统分析根前所述可知,大多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更关注生态危机的单一根源研究,无论是把眼光投向于科学技术、控制自然、异化消费,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不是穷根问底,试图找到导致生态危机最终唯一的根源。尽管学者们对生态危机最终根源的探寻纵然极富洞见,但是事实上生态危机的成因往往极为复杂,并非只是由于某单一的原因所致。例如,单就科学技术而言,它往往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而逐步发展,它所造成的弊端不仅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演越烈,而且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模式下仍有显现,所以如果要从根本上克服科学技术导致的弊端并非易事,在根源视阈下的任何设想是无法实现,需要一种更加全面系统的视角。单就异化消费而言,它在导致环境污染过程中固然扮演着消极角色,但如果把异化消费过分夸大看成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认为只要杜绝了异化消费,就能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这种观点简单地把危机处理看成一种线性运动,把社会变革看作为是一个纯粹的主观革命过程,显然难以让人信服。总而言之,在什么导致了当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问题上,如果只是从单一的“根源”角度进行寻求,缺乏系统的分析,恐怕难以真正找到生态危机的应对之策。
      
      3.克服危机的构想在现实中缺乏可行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深入分析生态危机根源的基础上,对走出生态危机的社会模式进行了丰富的构思和设想,即生态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这种社会中,人不再是自然的统治者和掠夺者,而是自然的朋友和伙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将被彻底消除,公民能通过基层组织直接参与经济政治活动,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彰显,战争、暴力、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等社会丑恶现象为世人所不耻,整个社会实现高度和谐统一。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积极的,可贵的,但这种构想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和乌托邦色彩,在现实中缺乏可行性。这种乌托邦色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应该是低耗能、少污染、对环境“友好”的经济模式,他们批判当前集中化、官僚化、高耗能、高污染的现代化大生产模式,但是他们主张用分散的和小规模的技术来代替当前集成化和系统化的技术,用自给自足的小手工业生产来代替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建立一种小国寡民式的经济模式。实践证明,小国寡民式的经济模式不仅不符历史发展的潮流,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这种模式不一定环保,许多有利于环保的再循环、低碳和生态技术都是大规模和集成化技术,都离不开现代化大生产。二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领导和主体力量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曾设想把传统的工人运动与当前的生态运动有效地结合起来,主张由工人、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等关心生态危机的人群共同作为社会变革来29的领导和主体力量,推动社会实现变革。实践证明,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很难在短期内进行有效结合,工人、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等很难整合成为一股统一的领导力量。总之,生态社会主义目前只停留在理论设想层面,其实现前景仍未确定。30
      四、中国语境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理论的启示尽管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具体环境问题也不同,应对危机的办法也各有侧重,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理论包含有一些普适性因子,值得我们借鉴。当前,中国正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应充分地吸收和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理论的积极因子,总结并改进其存在的不足之处,立足于本国国情构建自己的生态危机成因理论,找到能真正解决中国生态危机的办法。
      (一)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明确阐述了“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一思想。他认为,社会的历史就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①。社会历史在合力作用中形成,并遵循系统性、过程性的原则。一方面,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一个系统动力。人类社会是由一个复杂的系统组成,这个系统包含着诸多因素,例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哲学等。在这复杂的系统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单独于其它因素而孤立存在,必须作为社会系统中某一组成部分而存在。同时,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孤立地对社会产生作用,必须在社会动力系统中与其他因素“交互作用”以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在诸多动力因素中,经济因素是“前提”性条件,但它并非是唯一产生作用的因素,还有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宗教的、道德的等上层建筑因素,共同融合为一个整体对社会发生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恩格斯认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①。在这过程中,每个人都在“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发挥自己的作用,每个社会中的人因自身的追求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发出具体的、历史的“力”,无数个单个意志的“力”相互冲突碰撞而形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力的平行四边形”。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条件将发生变化,致使相互冲突碰撞“力”的大小也不断变化,社会原有的格局不断被打破,新的社会格局不断形成。社会就是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形成并向前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当今社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现代生态危机,并非某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二)现代生态危机成因应从“根源”分析走向“合力”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各自从“根源”角度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尽管都不同程度地接近导致危机的“真凶”,但是由于受到“根源”思维的限制,致使他们的理论都存在着一定缺陷和不足,其解决生态危机的设想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无法真正找到解决危机的途径。所以我们应该跳出以前单一“根源”的思维模式,用全面的、整体的眼光来审视当前的生态危机,用社会历史“合力”的思维模式来分析现代生态危机的成因,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效解决危机的办法。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告诉我们,现代生态危机如同其它社会现象一样都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改造自然能力增强的因素,也有人单纯把自然作为征服对象而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的因素;既有人在现代社会中大肆进行消费的因素,也有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利润而无限扩张的因素。正是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才导致了今天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鉴于导致危机的因素是多样的,所以生态危机的治理也应在“合力”思维指导下,多管齐下,系统治理。(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应对现阶段生态危机的出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这意味着我国将改变以前落伍的、传统的单一管理模式,走向多元新型的治理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也正是解决当前我国生态危机的真正出路。在这伟大的建设中,通过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提高国家及社会治理能力,正确引导科技、消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资本发挥积极作用,把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融入“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当中,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目标。1、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的控制自然的观点。他们强调人是万物之尺度,人与自然是主客二元对立、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主张人要征服自然,向自然开战。另一种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顺从自然的观点。他们强调自然是万物诞生的摇篮,人只是众多生物中的一种,和其它生物一样平等,不应拥有人类独有的“特权”,不应违背神的旨意改变自然的进程,要服从自然规律,顺从自然安排。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是自然之子,这就决定了人具有自然属性,人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单独存在,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人又通过自身劳动改造自然,不断把“原始的自然”创造为“人化的自然”,使自然界复活。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统     一、和谐共生的关系。人既不应该是万物的主宰,把自然作为单纯控制的对象,也不应该脱离人自身立场,放弃自身的价值尺度。人应该既坚持自身尺度的同时,又遵循自然尺度,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解。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中,既需要社会中每个人环保意识的增强,也又需要社会环保组织的大力宣传,营造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氛围。只有在社会中形成了爱护环境的价值取向,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2、合理地使用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自诞生以来,应用中产生了正负不同的双重效应,因此人们对它褒贬不一。有的人认为科学技术是“永远正确的”,它破除迷信、消除无知、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其神圣的光环不容半点质疑。可有的人认为科学技术引导人违背神的旨意,改变自然进程,破坏自然环境,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或“恶”,它既可以成为对人们有益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对人们有害的工具,关键是看人们在什么样的观念指导下和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它。所以,我们不应对科学技术过度崇拜,认为只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能自然解决生态危机;也不能害怕或憎恨科学技术,33主张消除科学技术回到过去。我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应是既加强发展,又要加强监督和引导,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技术,大力发展绿色的、低碳的环保技术,使科学技术得到合理使用,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从而使其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有益工具。3、引导理性的消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进行宣传,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消费因此变成了被商家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左右的非理性行为。对此,有些人主张控制自身的欲望,减少消费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相对落后,人们生活贫困,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发展落后,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经济发展动力。其实,这两种对消费的主张都有各自的道理。这也就是说,我们对待消费的态度不能简单地赞成“减少消费”,反对“刺激消费”;或者反对“减少消费”,赞成“刺激消费”。问题的关键要看消费是否符合自身真实的需求,是否符合生态的要求。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和多种渠道宣传理性消费的理念,讲解虚假消费的危害,培养人们理性消费观念,引导人们进行理性的消费,认识到“更多”并不等于“更好”,并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和生态要求进行理性消费,在维护了生态容量底线的同时找到幸福生活。4、限制并利用好资本的作用资本的生存法则就是不断实现自身的增值,这注定了资本具有贪婪的本性。正是因为深受资本这种贪婪本性的左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无限扩张的,是反生态的。所以有人认为,资本是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要消除生态危机,就必须彻底地消除资本。可是,人们不得不承认,彻底地消除资本,并未能给当今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带来希望,因为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曾建立没有资本高度集中的经济体系,并没有维持长久的发展,而是出现经济发展迟缓,环境污染严重的不利局面。其实,资本除了具有剥削劳动获得利润的社会属性外,还是当今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具有激发生产活力的生产力属性。所以对于资本,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要限制,又要利用。如何限制并利用好资本的作用?最为关键的是国家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合理规范资本在“公”与“私”领域的使用方式,既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积极作用,又限制甚至消除资本追利的消极作用,最大限度地保护好生态环境。pagebreak
      34结束语

      当前,气候变暖、雾霾笼罩、水土流失、森林锐减、物种灭绝------一系列涉及全球的严峻问题正困扰和考验着我们人类。形势所迫,人们思考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当前的困境?怎样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今后的社会应该是什么的?在众多思考的群体中,无疑“生态学马克主义”是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他们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功利取向,克服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浪漫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现代生态危机的成因,设想一条既破解生态危机难题又能通向社会主义的文明之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生态学”。不可否认,他们的理论也存在不足。这种不足起源于他们对生态危机成因分析过分追求单一终结性根源,最终导致他们所提出的应对之策难免顾此失彼而流于偏颇。生态危机成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关系到我们如何定性现代生态危机,即:现代生态危机究竟是个什么问题?不同的归因将导致了不同的定性。资产阶级学者把它当作经济发展代价问题,生态中心主义把它当作价值取向问题,“生态学马克主义”把它当作政治问题。这些主张从不同角度对现代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了剖析,阐明了导致危机某一方面的因素,可因受“根源”思维束缚而无法更全面来看待现代生态危机。受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启示,笔者认为,导致现代生态危机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种因素,所以现代生态危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既是一个消费问题,也是一个生产问题;既是一个科技问题,又是一个价值观问题;既是一个地区性问题,又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既是一个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又是一个依靠发展来解决的问题。所以,现代生态危机的治理不能依靠某一方面的措施,而应该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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