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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不足的美学——对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的哲学反思

作者:双核期刊发表网; 更新时间:2018-04-18
   在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之后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站在思想,它是对国家的政治和政策法规的某种解释;反过来说也是这种政策法规之所以建立的理论依据。它是具体的,灵活的,可以随时间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而意识形式则包括了一个社会的所有精神存在,其中既有理论化的形式,也有不具备理论形式,却同样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那些精神存在。前者如哲学、宗教、道德和科学理论等等,后者如社会风俗习惯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趣味和精神追求。当然,其中也包括政治法律思想。而在意识形式的这些内容之中,就不仅仅只有与当时的政治和政策要求相关的内容,还有一些看起来与实际生活并无关系、却也是人生中至关重要、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比如,形上精神和人的形上追求,人生的意义,生命的归属,生命中理性与感性的位置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爱情与婚姻,良心与法律,等等。这些问题与一时一地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有的看起来与人们的实际生活也无直接关系。但是,这些问题正是人们存在并且生活的精神根基,是人们心灵或灵魂的寄托和归依。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一方面受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在这些解答之间本身也有内在的思想或理论联系。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政策法规并不能直接提供解答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路,而只能是提供一种政治环境条件,使得人们有可能从事解答这些问题的研讨工作,使人们的精神有最广泛的活动空间。因此,不是意识形式要受政治和政策的控制,而是恰好相反,政治政策应该为意识形式的存在和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在所有的意识形式中,文学艺术是与现实关系最为密切的,因为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人们以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对现实作出的一种反应。很多时候,人们也的确会利用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和评价。正因为文艺有这一方面的功能,因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把才把文艺看作是对现实的直接和机械反映。而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所谓现实,也就是政治和政策。按这个逻辑推论下去,文艺只能是作政治的侍者或奴隶了。但是人们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把文艺等同于意识形态,这是当时的哲学理论所带来的错误;其二是用一般意识形式的规律代替了对文艺本身的内在规律的探索。人们忘记了,文艺除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对现实的反映、具有一般意识形式的特点之外它还有其内在的属于它自己的特性和品质。在我看来,这种特性和品质就是以象征性的符号方式创造蕴含某种精神价值的艺术文本。这种精神价值首先是审美价值和情感价值,当然也包含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这种艺术文本可以是形象化的,也可以是非形象化而抽象化的,但无论是否具有形象性,它的媒介或载体一定是象征性的符号(参看拙著《文艺主体创价论》第四章),换言之,文艺的本质特点是精神性的创造,这种创造是在心灵中进行的。文艺的创作过程就是主体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力外化到作品中去的过程。当然,这是一种精神性的外化,而不是真正的物质的外化。在这个外化的过程中,心灵保持高度的自由是创作高质量作品的先决条件。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就不能用政治框框对之进行过多的束缚,就必须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不受一时一地的是非观念和利害得失考虑的局限,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才能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洞察力,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反映现实和生活。这一点,朱光潜先生在他解放前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中已经有过很好的论述,这就是他对英国美学家布洛的“距离说”的译介和改造。遗憾的是,解放后,在五十年代那场美学讨论中,朱先生的理论被当作是提倡文艺脱离现实、教导艺术家躲进象牙塔里吟咏个人狭小情感的反动理论,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经过这种批判,文艺理论和美学中的狭隘功利主义倾向就更为突出了。 

四、对待美学历史遗产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在对待美学遗产问题上,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采取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只有很少的思想家能够荣幸地得到中国当代美学家们的首肯。这些思想家包括黑格尔、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狄德罗等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得到美学家们的肯定,是因为他们曾经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肯定过或引用过,中国古代美学家则基本上是被否定的。除了上述几个有限的美学家之外,中外美学史上的绝大多数美学家都属于否定和批判的对象。这种批判和否定并非学术上的批判和否定,而是一种政治上的定性。按照美学上的阶级分析法来看,以前的美学家,不是代表地主阶级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些阶级在无产阶级登历史舞台以后都变成了反动阶级,因而,它们的思想家的思想也成了反动思想,变得一文不值。这种简单可笑的思维方式和推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朱光潜先生在对自己过去的美学思想进行批判的时候,曾提出,对历史文化遗产,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能简单地否定了事,而要进行批判继承。他委婉地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今日,过去传统的美学思想是否都要全盘打到九层地狱中去呢?还是历史的发展寓有历史的连续性呢?”他举例说,“如移情说和距离说是否可以经过批判而融合于新美学呢?”可是这种正确的思想却遭到了批判者的断然否定。批判者一方面抽象地肯定“历史的发展寓有历史的连续性,作为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合法承继者的无立阶级及其革命,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传统美学都打到‘九层地狱中去’的”,但是他又紧接着说:“问题在于这联续性的内涵是什么,传统又是怎样的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事实上是为形形色色的反动艺术思想所‘接受’、‘融合’的主观唯心论的美学传统,它和反动的哲学家克罗齐等的哲学和美学的‘联续性’,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美学问题讨论集》,166~167页,文艺报编辑部编,作家出版社1957年5月) 

    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所有过去的美学传统都成了主观唯心论的传统,都成了批判的对象,成了反动思想的理论根源。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美学还剩下什么可以继承的呢?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其实正是被列宁痛斥过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可是这种愚昧无知加专横的思想在当时以一副左的革命者的面貌出现,不容讨论,不容反驳。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做法对于中国当代美学至少造成了三种后果。其一,中国当代美学的整体水准下降,学术视野偏狭。从近代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以后,中国人一直在努力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学术思想。到了三四十年代,当时西方流行的一些美学思潮几乎是被同步介绍了过来。康德、叔本华、尼采、克罗齐、弗洛依德、杜威、柏格森等近现代哲学家和美学家的思想和著作大都已经被译介,有的还有过很深入的研究。美学上的移情说、距离说、内模仿说等曾对国内美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可是,这些努力和成果从五十年代开始就被一笔勾销。一些最基本的、前人已经有过很深入研究的美学问题被当作了最重大的问题来争论,如美的主观性和客观性问题。这就使这次讨论在整体水准上与它所应该而且能够达到的高度不成比例,其学术价值打了折扣。其二,造成了美学界的人才断档,青黄不接。许多学者在治学的黄金年华得不到必要的信息和资料,被切断了思想源泉,甚至被迫中断研究,去从事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既折磨了身体,又麻木了思维,使他们的成果与他们的付出之间相去甚远;他们的下一代则更成为先天不足的一代人,因为,这些人在接受教育的黄金年华没有接受过基本的审美教育,没有受到过人类优秀文化思想的熏陶,缺少最基本的治学pagebreak 素质和思维训练。结果,当他们走上学术前台时,显示出了严重的底气不足和起点偏低。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本世纪上半叶,我国曾出现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这些人的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而后半叶则几乎很少看到大学者产生,信捷职称作品写作发表网,即便有,也大都是以前打下的底子,甚至是上半世纪就已经成名了的。第三,造成了中国当代美学近二十年的空白。人们提到中国当代美学,总是从五十年代一下跨入八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和整个七十年代成了一片空白!也许对于历史来说,二十年只是一瞬间,但对于个体来说,二十年已经是人生的三分之一了!当然,这不是美学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但当时中国整个思想界所弥漫的对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难道不该负一点责任吗?  

五、美学研究的政治化 

    新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主要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于澄清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中的一些混乱观念、规范文艺创作中的指导思想、督促艺术家们创作出更多的具有现实精神的作品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它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但是,毋庸讳言,这个讲话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的。它关于文艺创作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它关于文艺的标准的规定中。在这个标准中,它明确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这样,文艺的本应是无限丰富多彩的内容被剔除了,只剩下了政治内容。文艺被完全从属于政治,被彻底政治化了。在这种彻底政治化的文艺理论中,只有两种文艺,要么是革命的,要么是反革命的。而所谓革命的文艺,只有歌颂和暴露两种形式。所谓歌颂,是对解放区而言的,歌颂的对象是政策、政府、领袖、大好形势等等。总之,对于解放区来说,只能歌颂,不能有别的文艺形式。至于暴露,那是对敌人而言的,揭露敌人的凶残恶毒和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到解放后,就只能歌颂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而不能揭露问题了。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尖锐的民族矛盾斗争中,这种彻底政治化的文艺思想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和平时期,在建设时期,文艺的这种指导思想就应该彻底纠正过来。遗憾的是,解放后,这种片面的文艺思想不但没有纠正过来,反而变本加厉了。几次大型的文艺批判运动,把学术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学术批判成了政治批判,百花齐放成了一花独放,百家争鸣成了两家争鸣。结果,问题没有解决,学风却被破坏得一塌糊涂。政治帽子、路线棍子满天飞。文坛上假话、空话、套话盛行,甚至是泛滥成灾。在狭隘的功利主义思想指导下,甚至出现了对文艺作品像对待生产任务一样定指标的荒唐做法。在文艺创作上搞跃进,放卫星,全然不顾文艺自身的特点。 

    比起文艺理论来说,美学研究的政治化程度还算是比较轻的。也正因如此,五十年代的美学讨论能够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但是美学研究中政治化程度较文艺理论为轻,却不是没有。前述,在美的本质问题上执着于唯物唯心之分,在方法上用反映论去“代入”美学研究,美学的功利主义化倾向等无不是美学研究政治化的反映。在具体观点上,还表现在把美的阶级性绝对化,反对美的共同性。阶级分析法也被当作了一个不容置疑和讨论的问题,一个有了政治性权威结论的问题。并且,所谓的阶级分析法被当作了一个方便的帽子和套子,可以很随意的扣到对手的头上。比如,引起这场美学大讨论的朱光潜先生在解放前创立的美学理论,就曾经被戴上过各种各样的帽子。“唯心主义”还可以说是一顶带点学术味的帽子。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用所谓阶级分析法戴上的帽子。比如,像这类的话可说是随处可见:“照朱先生的学说推演下去,那就连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和平民主与好战集团的斗争,也是毫无意义的,而只有那些赏花看雾不以人民的生活为意,靠剥削利润为生活的人才是高明之士了;那些终日辛勤劳动的人们是庸俗的可怜虫,而只有那些悠然闲坐,无动于衷的懒汉才是潇洒出尘的人物了;那些鼓舞大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文学是庸俗文学,而只有那些歌颂雾海苍茫,‘伸手可以握住天上的浮游仙子’,歌颂一些池溏倒影的诗歌才是非凡妙品了。”(《美学问题讨论集》,96页,文艺报编辑部编,作家出版社,1957年5月)这还是比较客气的。更有直接断言:“朱先生的美学观,是反动的艺术文学流派在理论上的反映,而同时又是为这些反动的艺术文学流派服务的。”(同上,114页)“朱先生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是敌视中国劳动人民的、反动的、剥削者的美学思想体系。”(同上,134~135页)。“作为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反动艺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曾经广泛地流行”(同上,165页)。“这种理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基础,它反对艺术为阶级斗争服务,实际上却在这个幌子下使艺术为最坏的阶级即腐朽的即将死亡的阶级服务。”(同上,150页)…… 

    在审美感受和审美经验中,的确存在着由于阶级、民族、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艺术修养等因素所带来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并不否定审美经验和审美感受的共同性。正是由于这种共同性的存在,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社会的人们之间才有可能在审美和艺术上进行交流,才有可能产生一些人类共同的文化艺术瑰宝。而且,在审美经验和审美感受的差异性上,民族间的差异、个体的文化审美修养层次上的差异可能还比起阶级间的差异更大一些,更值得好好研究。可是在五六十年代的讨论中,阶级间的审美差异被无限夸大,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连共同的美感也否定了。 

    在审美经验上过分强调阶级性和功利性,否认共同美感的存在,导致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在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方面极端落后,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中几乎成为空白!而导致对美的阶级性的夸大化和绝对化的文化背景则正是美学研究的政治化和功利化。  

    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距今已过去几十年了。它对中国当代美学的贡献是很大的。在讨论中形成的实践美学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来解决美学问题,把美学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这种努力方向和尝试是可贵的。它为实践美学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当八十年代再次出现美学热时,实践美学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美学学说。实践美学的建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来说都是美学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实践美学本身也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些缺陷已引起了美学界的广泛批评。导致这些缺陷的原因,从哲学基础、研究方式和学术背景上看,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上面所列举的五个方面。这些因素,有的已经消除或部分消除了,如美学研究的政治化、美感经验的普遍性和共同性问题、反映论问题等。但有的至今没有消除,如美学的哲学基础和美学学科的定位。实践美学至今仍然把实践范畴当作其核心范畴,把作为美学基础的哲学理论当成美学本身,这使它既不能同哲学区别开来,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对象和研究方法,同时又无法面对对它的攻击。我认为,将实践作为美学的基础,把美学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个方向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不能停留在这个基础上。地基打好了,不盖楼房,是没办法住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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